是继续享受政府低保福利，还是找一份工作，在主流的或者常识的判断中，当然就是要工作，自食其力显然比接受社会救援更有做人的尊严感。但是，如果辛苦工作赚到的钱和领低保得到的钱差不多呢？

    广州天河区低保户王某在没有工作之前，住在1元/平方米的廉租房里，还领着33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在他找到一份500元月薪的工作之后，摘了低保户的帽子，可是，救济金、廉租房的福利都没有了。一算下来，他实际增加的纯收入只有20元。具体到他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王某如果按照简单“成本—收益”的经济理性计算，他可能选择放弃工作。

    面对这样的情形，当地媒体就认为，对待低保边缘人群，低保政策应该更灵活一些。也就是说，应该让这些低保边缘人群继续获得一些公共救济。

    这样的设想体现了弱势关怀的人道情怀，但是，这样的主张不过是变相提高了福利水平。提高福利水平之后，依然面临新的低保边缘处境，公共财政用于福利的支出不可能没有节制地填进这种无底洞。

    经济学家早就分析过福利政策的缺陷，任何福利政策都将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人对政府福利形成依赖，失去自谋职业生存的动机。而且，福利制度不仅仅是社会财富的简单再分配，还包括社会分配福利所带来的成本，比如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需要鉴别的工作等等，在社会经济层面是缺乏效率的。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福利政策安排，说明政府选择不经济的福利政策，其目的还在于缓和社会矛盾。

    鼓励人们积极工作，自立自强，这应该是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不恰当的福利政策确实会鼓励懒汉行为。所谓不恰当，往往就是低保水平太高。也就是说，福利政策应该仅仅是保障一个人获得最低程度的生活保障。处于最低程度生活水平的人，需要通过就业来改善处境。

    王某找了一个工作，却因为各种新增加的生活成本，结果只有20元的节余，这并不能作为他还可以继续享受福利的理由。这不仅仅是福利规则的严肃性问题，还因为自食其力带来了其他好处，比如尊严感觉。广州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参加公益劳动的规定在去年底出台，其实就是对享受低保的人群提出了相应的责任要求，有的地方还要求低保人群参加免费的职业培训，这些要求其实都是正当的，因为任何人享受权利的同时，都必须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公共福利并非困难群体绝对的权利。

    我们把福利政策看成是减少最困难群体生存压力的弹簧的话，这个弹簧承受的贫困压力越大，它的反弹力量就越大。也就是说，让部分困难群体自己担当生活的压力越大，他们摆脱困难的动力也越大。